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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顾委常委揭秘周恩来化名伍豪退党事件

日期:2018-11-9(原创文章,禁止转载)

前中顾委常委揭秘周恩来”化名伍豪退党事件”

1939年,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领导与周恩来合影。

2015年9月8日,《李一氓回忆录》(人民出版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出版座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日本所原所长何方、原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丛军(陈毅之女)、乔小东(乔石之子)、郭平英(郭沫若之女)等出席了回忆。

《李一氓回忆录》为李一氓同志生前历时八年亲笔写成,讲述了作者亲历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全过程。书中对南昌起义、上海地下工作、万里长征、皖南事变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展现了许多生动的、不为人知的细节。书中也顺带提及了建国后的一些工作、生活情况,包括文革中的遭遇以及恢复工作后的许多往事。

李一氓在上海时,是周恩来、陈云领导下的特科成员,是事关周总理清白的伍豪事件的见证人。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李一氓回忆录》中关于伍豪事件的记录。

1931 年8 月底,党中央军委派我和胡公冕,同往驻在河北的孙殿英部工作。我是作为政治代表,胡公冕作为军事代表。我们到北平的第二天,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我和孙殿英本人和他的部下都没有关系,只有胡公冕和他有点关系。我们到北平以后,也没有贸然地去到他的司令部。因此,我住在北平,先由胡公冕去找他。过了几天,胡公冕回到北平说,因为九一八事变,他的部队可能平桥区癫痫病医院哪个较好会有调动。孙表示,以共产党的名义去找他的人有好几起,他也难以分辨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所以他决定,用共产党名义来的人,哪一个他暂时都不接待,意思就是婉拒我们了。我还是继续留在北平,胡公冕就回上海汇报,看下文是什么。以后胡公冕就再也没有来北平,要我在北平等东北党的交通员,带我去参加东北党的工作。因此我就只能一个人留在北平了。后来东北的交通员始终没有来。9 月底,得到中央军委的指示,我又回上海去了。这样在北平共住了约一个月。

我没有到过北方,这是第一次到北平。胡公冕一走,就是我一个人,也不认识谁。想来想去,这时候陈公培还住在北平,他大概住在养蜂夹道,我去看过他两次。那个时候,从城里到颐和园交通非常不方便,全是土路。要么是出西直门雇个驴子,骑驴子上颐和园,下午又骑驴子回城。要么几个人雇一辆破汽车,直去颐和园,这比骑驴子快。陈公培还陪我坐这种汽车去逛了半天颐和园,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事了。逛了以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后又查到了陈启修(即陈豹隐,陈莘农)在北大当教授,我去看了他一次,这是个四川同乡。两陈原来都是党员甘肃癫痫最佳医院在哪,后来都脱党了。但他们无非是消沉罢了,并不是出于其他原因。我想,看看他们不会有多大问题,同时还可以了解一下北方的情况。

陈莘农主要是应付我,请我吃一顿饭,也没有谈什么。陈公培住在北平,好像也没有什么事,但是总不能天天去找他们。因此空闲的时间比较多。我一个人从前门搬进城,住在王府井南口的华北饭店,去东安市场,步行就到了,顺路下去就一直可以去北海北京图书馆。解放后,这个华北饭店就拆掉了,没有另建什么新楼。我大部分时间就消磨在北京图书馆,多是上午十点钟以后去。那时在北京图书馆还可以吃简单的午饭。我看的书大部分是关于太平天国的。下午再看一两个钟头,就回到旅馆。晚上一个人去东来顺吃涮羊肉。胃口很大,每次要吃四盘,还有家常饼。现在是吃不了那么多了,东来顺也不见卖家常饼这种面食了。

开始的时候只因为无聊,就去东安市场的吉祥剧院看京戏,但是渐渐地就看上瘾了。每天晚饭在东来顺吃,吃完饭就去吉祥剧院看京戏,这就成了每天的常课。那时北平的旧戏院的经营方法很奇怪,戏票全都包给了某几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常客。这些常客只要打电话给他,他就把最好的位子留给你。

在这个位子的前面,还替你准备了糖果、水果、香烟。这样,看客要担负三种费用:一、这些零食不管你吃不吃都要给钱;二、应交的戏票钱;三、每次还要给作为这些劳务的小费。这些不一定当天付清,可以三天以后付,也可以一个星期以后付,甚至可以半个月以后付。我因为连去几次,一位这样包座的人就把我当成他的常客来对待,我随时去都有好位子。位子前面也摆了些水果。我每次都是一个人,没有什么人好请,也不愿摆这个阔气。经过交涉,免去了水果,我宁愿多给一点小费。这种人在北京我记得有一个专门的称呼,但是始终回忆不起来。没有办法,只得写信去请教翁偶虹和唐在忻两位,他们都是行家。他们都承认有这种经营方法,可又说不出有什么专门的称呼。但是这种人在上海有一个名称,我却记得清清楚楚,叫案目。北京的戏场还有一个习惯,头一两出都是点戏,这时一般情况下看客都到不齐,要到名角演压轴戏的时候,那才满场。

当然有些名角的压轴戏号召力并不大,再加上某些市场原因,也未必能够卖满座。我对于京戏,原来什么知识也没有,在北平住了将近一个月,大概总有一半的晚上看了京戏。当时的几位名角,如梅兰芳、程砚秋、谭富英我都看过。而这些角色在上海演出时,我却没有去看过。那时没有扩音器,一个演员要靠自己的嗓子把整个戏场压住是不容易的。在这点上,程砚秋的本领特别大。以后,我就对京戏发生一定的兴趣,并且认为这门戏剧的艺术造诣非常高,比我幼年看的家乡川戏高多了。当时的戏院还有个奇怪现象,戏院的后排座位后面,横

放一个长案,四周摆上几把空椅子,好像舞台道具一样,上面放了一个令箭牌,写上四个大字奉命弹压,是专为宪兵队、警察和其他类似人员看白戏准备的地方。这种办法,不仅是北洋军阀的办法,恐怕还是清王朝的办法。

我虽然每天去北京图书馆看书,但没有多大收获,而久等东北交通也等不来,再在北京住下去,旅费也不够了,只得又回上海。

1932 年2 月16 至21 日,上海《时报》、《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忽然连续刊出:

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原文照抄一氓。)

当时,周恩来已离沪去江西苏区,用伍豪名义登的脱离启事,显然是国民党特务伪造出来反苏反共的,这必须想个办法加以澄清。经过大家商量,决定由潘汉年找当时法租界巡捕吉林专业治疗母猪疯疾病的医院房的律师陈志皋,代表伍豪登一个否定的启事。

但陈说他虽然在巡捕房工作,总是中国人,出面不方便。国民党要是找到他,他难以解释。他建议代我们找一个法国邢台市治羊癫疯首选哪家医院律师巴和,代表周少山登一个紧要启事: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多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事务所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四十一号六楼五号

这样,这个启事就于1932 年3 月4 日在《申报》登载出来了。

这个启事没有用伍豪的名义而用周少山的名义,又说伍豪是周少山自己的笔名。这个小动作很妙,因为启事登出后,国民党曾派人去找巴和,问伍豪在哪里。巴和说:我的当事人是周少山,仅仅别名叫伍豪,你们要找的伍豪当然不是这个,而且他自己也登有启事,你们可以直接去找他。这个启事的内容,明显地分辨出来那个伍豪启事是伪造的,因而我们没有很琐碎地去反驳他那些反苏反共的言论。同时党内也在一些油印刊物上刊登了反驳的文章。

在当时来说,这个启事花一百两银子是贵了一点,但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因为周恩来已离开上海,他不会知道我们做了这些事情。以后也没人向他提过这件事。

麻烦出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南开大学红卫兵查报纸,查出伍豪启事这一段,就告到毛泽东那里去了。这使得周恩来无缘无故一时处于很尴尬的地位。他不得不去找一些旁证,为自己做了辩护,写成一个送中央的大事记。那个大事记从1931 年1 月中央开六届四中全会算起,分月分日,记到1932 年2 月。当时只能依靠毛泽东出来说一句话,但1967 年他只批给林彪等人去阅存,1968 年才批此事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可惜那些红卫兵只知道周恩来化名叫伍豪,并不知道还有一个名字叫周少山的人,笔名也叫伍豪;更可惜当时周恩来不知道我们已经替他登了一个有力的否定的启事;加之红卫兵告状以后,没有人找潘汉年和我查问一下,那样的话,凭这个启事就可以解决问题。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原文无标点,上面启事的标点是我加的。

作为法律文件,应该如此标点,其他标点都是不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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